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一年多前曾经读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并且后来也对照阅读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今天读到王辑思的一篇对亨廷顿“文明冲突思想”的系统论述，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关于不同文明冲突与共存的话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局势瞬间扭转，展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原先两极对峙的局势为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所取代，美国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可谓一时春风得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廷顿于1993年夏季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阐述了其对后冷战世代世界局势的判断与分析，并指出几大不同文明的矛盾将会取代传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因素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

　　此论一出，拍砖者众，而附和者少。反对者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下面两方面：

　　一、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关系的主角依然是民族国家，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对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文明或文化不过是利益的延伸，或争取利益所打出的幌子。

　　二、还有一种论调是反对“文明不可调和”一说，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之下，所谓文明之间的差异最终会逐渐缩小。

　　然而，九十年代至今不平静的世界使学界对“文明冲突”一说进行重新的审视与反思。巴以冲突不断，以暴易暴，为了耶路撒冷打得头破血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烽烟又起，夹着宗教的怨恨和世仇；9.11的那惊天一撞更是让世界为之悚然，废墟烟灰，断壁残垣。所有这些暴力与冲突事件都在显示不同文明间的矛盾正成为世界不安宁的根源之一。

　　在剖析亨廷顿的理论之前，有必要先明确几个概念，即“文明”、“文化”、“宗教”、“民族”、“国家”。文明包含多层含义，亨氏将之定义为一个文化单位，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据此标准，亨廷顿将世界分为了七大文明（或者八大），并指出各个文明间都具有不可消除的矛盾和相互的排斥，它们彼此间的状态只能是冲突而非调和。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而宗教本身就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存在，于是文明间的冲突也就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而演化为数个具有共同文明（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联合体。相较文明，文化多是在一国内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认同，它一般与民族相伴出现，既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慢慢形成，也可以有政府加速催化，形成所谓的民族凝聚力和共同的文化皈依。（民族与国家的概念也并非完全重合，这当另文说明。）

　　文明在国际政治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笔者认为简单夸大文明和粗暴否认文明的作用都不可取。诚然，自1648年三十年战争中黎赛留所确立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以来，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考量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学说和思想。帝国主义间对于领土和殖民地的争夺，对于战略要塞控制的竞争，对于自身影响力的苦心经营，这些无不直接体现着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考量。然而，我们实在无力否认文明（宗教）的影响对于战争的推波助澜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纵观历史，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战争延续了上千年，为了真主的圣战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依然将对于犹太教的仇视作为其蛊惑人心的一大法宝。

　　延绵至今的宗教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并且在21世纪的今天其势头依然有增无减。不管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宣扬一元神，从而摒弃了信服其他宗教的可能。每一个信教者都坚信只有自己的真主才是正确的，拒绝妥协和兼容。出于真主的召唤，人们的行为往往很难用理性的经济考量来给出解释。如果说策划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和在塔利班组织的那些圣战者是出于经济利益，那么这很难让人信服。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乐观者说，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已经一天天地将全世界连成一个利益攸关体，文明的融合将是经济融合的继续，因此认为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完全是杞人忧天。当然持此论者多认为经济一体化意味着西方文明的胜利，并举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化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为例，来证明西方文明在向世界的每一角落扫荡；当然也有一派观点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已经日薄西山，而拥有者更久远历史和更高明智慧的东方价值观将会担负起拯救世界维护和平的重任。国内的学者多持后一种看法。

　　悲观者则赞同亨廷顿的看法，宗教的不能调和、不可妥协决定着文明间冲突的必然性。以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为例，他们正超越国界，在共同的意识形态感召下，全世界范围内和美国人作战。并且他们正试图掌握国家政权，结成统一战线，以合法的国家暴力与西方文明对抗。

　　综上可以看出，笔者对于亨氏理论总体上持肯定意见。他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领域之外开辟了文明和宗教的观察角度，这和建构主义的思想史一脉相承的。文明的矛盾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间的冲突，但是将冲突全部归结于文明差异却又陷入了简单化处理。

　　但是笔者对于亨廷顿做出中国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联手抵制西方文明的做法深不以为然。从传统角度来讲，儒家文明讲求的是宽容、和谐，主张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促进文化的融合，以致能保证文明间的相安无事。儒家文明是一种大陆式的、内省的文明，而非外向而扩张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也不可能和伊斯兰世界联手抵制西方文明，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式现存经济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在全世界的经济分工中，尽管中国处于生产链的中下游，但是这却符合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状况，凭借着其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且正积极向产业链上游跃升。而反观伊斯兰世界，贫困依旧，社会凋敝，人民潦倒，产油国依然只是产油国，农业国还是农业国。简言之，伊斯兰世界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从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生出强烈不满。因此，从现实角度讲中国也不会和伊斯兰世界联手。

　　最后，还要补充的一点就是，亨廷顿并不是一个西方文明至上者。尽管他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提出了策略性的意见，主张维持西方对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优势，但他的深层隐忧确实在美国文明本身。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各种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一直是困扰美国的问题。他反复提到的美国国内的文化冲突，即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和移民的非主流文化之间的斗争。长期以来，美国以WASP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起到了熔炉的作用，将少数族裔的文化进行融合。然而，随着亚裔、非洲裔、西班牙裔人口的快速增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正在失去其磁石般的吸引力。亨廷顿忧心的是美国西方文明失去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最后国家因文明冲突而引起的四分五裂。多元文化正在销蚀西方文明的桥头堡，这种忧虑在其新书《我们是谁》中的得到了验证。

　　笔者相信，文明间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统一的宗教也从来不会出现，但是一个普世公认的道德准则倒是可以出现。诚如王辑思先生所说，“尽管这样一个世界还很遥远，但是值得为之而努力。”